彈指一揮間
為北京城建院建院45周年而作
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這是毛主席對時間流逝的感慨，用“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來形容斗轉星移，倒也恰如其分。當我接到致離、退休同志的一封信時, 也不免發出感嘆: 初來兮也曾是風華正茂年少氣盛，將去也只落得蒼顏白發老氣橫秋。
我是1963年唐山鐵道學院畢業，1965年５月從齊齊哈爾鐵路局調入設計院工作的。北京地鐵上馬, 當時正是從鐵路局調入地鐵設計處的各路人馬報到的時候, 多是剛畢業的年青人。我在設計院電力組普通勞動者這把交椅上坐了整整38年, 這38年雖歷經滄桑, 但我這把普通勞動者的交椅卻始終沒變。嚴格說來, 這把交椅經歷了鐵道部北京地下鐵道工程局勘測設計處、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507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字918部隊、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揮部科研設計院、北京市城建設計研究院各不同的歷史時期。從“工改兵”到“兵改工”，再到拆除“柏林墻”，可以說是設計院的三個重要變革，這些變革，都符合歷史潮流, 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每次變革,都會帶來新的氣象，新的感受。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如果一個人從事一種職業，連續干十年(更不用說干一輩子了)，那他就是沒本事, 我就屬于這種無能之輩。不過話再說回來，如果一個人在不停的調換工作，那么也和賣菜的小販差不多，白菜、黃瓜、土豆一年四季不停地變換花樣，也將一事無成。
1965年5.1到地鐵設計處報到時, 我的工資為59元, 當時算是“高薪”了，因為60年代畢業的師兄師弟們的工資大多為55.5、或52、49元。當時的額外收入就是每季度10塊錢的獎金, 如果評上一等獎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每季度10塊錢的獎金被取消了, 說是劉少奇搞物質刺激給發的獎金，腐蝕了工人階級隊伍，不過后來給每人每月工資增加3塊5毛錢, 說是毛主席又還給了大家, 于是我的工資變為62塊5毛錢。到1978年，中央發文要給職工調工資，令工薪階層歡呼雀躍。不過也別高興太早了，調整面只是40%, 并不是人人有份。因我當時還是穿便裝的“老隨”，算“武工隊”，所以屬于地方職工調工資的范圍。幸甚，經過一個多月的群眾評議，領導批準，三榜定案，給我增加半級工資3塊5毛錢，我的工資變為66元。 這很使住在２號樓的光棍兒哥兒們羨慕，王爾明提出讓我請客，我也很高興地拿出補發的２個月工資7塊錢請他們撮一頓。王爾明晚我兩年畢業，論資排輩, 那次調整工資還輪不上他。大家同過十年, 真是“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難分伯仲, 唯一的可比性就是年頭了, 所以論資排輩成為一柄剎手锏。 我們都住在二號樓單身宿舍, 有同室之誼, 又同屬“地方武裝”,大家推舉陳士德料理。他從新華副食店買了幾只豬肘和佐料,用暖瓶打啤酒，用洗臉盆加工，搞電的不愁找不到熱源。陳士德真有辦法，加工出來的紅燒豬肘，真是色香味俱隹, 味道好極了！我出席過各種宴會，也吃過不少名菜，都沒有什么印象了，唯有陳士德加工的豬肘，現在想起來，還余味繚繞, 回味無窮。他已于1983年“兵改工”時, 調回老家, 當他的杭州市人防辦公室主任去了。
當時的額外收入就是出差補助, 1970年我到哈爾濱和阿城出差，回來結賬，司務長告訴我，按部隊規定，戰士出差到大城市每天補助0.4元, 到小城鎮每天補助0.27元, 哈爾濱屬于大城市，而阿城則屬于小城鎮。其實這點補助還不夠在小飯館吃一頓最便宜的晚餐。70年“工改兵”我的最大受益是可以享受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 這是按軍隊的規定執行, 而按當時地方規定, 夫妻兩地分居者, 其中一方可享有每年探親假12天。為此, 賤內及孩子高興不已, 對部隊首長關懷感激有加。
我的另一項額外收入就是出國補助。從1971年至1987年的16年間, 有幸7次赴朝執行修建平壤地鐵的援外任務, 關于平壤地鐵的情況，將另文登載。當時出國補助的標準是第一次出去給作一套毛料中山裝, 另發110元零用費到王府井出國人員服務部買東西, 憑證明可以買一雙皮鞋、兩件的確涼襯衫、一套布服及其它一些牙膏、肥皂之類的零用東西。記得1978年出去時，還為別人從出國人員服務部代買過一塊北京產的雙棱牌手表(110元)，因為這些東西在當時市場上是買不到的。
在朝鮮工作期間，吃住由朝方負責，中國使館每月發給朝幣45元(合人民幣40元)作為生活中零用。到1987年時, 標準已經提高了，每月補助60幾美元, 記得回國時，我在同去的738廠虞新民的筆記本上寫了一首打油詩, 其中有一句是“一日三餐飯， 外加兩美元。”
過去的生活雖然清苦，日子過得卻也豐富多彩。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設計院太多的變革，1970年“工改兵”時, 我是“老隨”，正像畢忠學在詩中所描寫的：“遠看像個兵，近看差顆星”，對當時的生活，宋文義也寫詩贊到：“早晨六點就起床，接著就是一二一”。這些詩都定期發表在板報上，我當時是板報的忠實讀者。畢忠學很有才華，作過黨委秘書，年長我幾歲，人已作古，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 盡管如此, 他還是走早了點兒。
1979年我和宋琨在八寶山地鐵站作實驗時, 中午不能回來吃飯，就到魯谷飯館就餐，當時我是身無分文，僅從宋琨囊中搜出3毛5分錢鋼嘣, 協商結果, 我吃三兩炸醬面，他吃四兩炸醬面。當時我就想起畢忠學的另一首詩：“有錢要吃有烤鴨，沒錢就吃炸醬面”, 我們屬于就吃炸醬面一族。地鐵供電的一些參數的產生,三兩炸醬面功不可沒。后來我請教詩人畢忠學，他告訴我，吃烤鴨是有條件的：第一有錢，第二想吃；吃炸醬面則沒有條件，所以是“就吃”，他的解釋另人折服。
我在設計院普通勞動者的交椅上穩坐了38年, 這把交椅也有坐不穩的時候，70年“工改兵”機構調整時，首長宣布的第一道命令中把我調到組織計劃股，給首長當參謀。當時我竟斗膽抗命沒有服從，向領導說明理由，首長采納了我的意見，并收回成命，允許我原地不動，另行派人。人貴有自知之明, 我深知自己不是那塊料。
從1965年開始，我就一頭扎進牽引供電系統中，因為里邊有太多的未知數, 從未搞過其它什么保密工程，當然, 并不是我不愿意搞, 而是服從領導分配。給前門復線三軌供電是個例外，但沒有去過現場。當時把和人防有關的工程都列為保密工程，記得在北京地鐵一期工程時參加過一個會，說是要給“187”工程供電, 電供到門口，里邊由保密人士作，會后艾鐵生悄悄對我說：“ 187”工程是前門區間一個廁所。我在設計院的最高職務是電五組組長, “管轄6人”; 曾行使過的最高權力就是1981年作地鐵短路參數實驗時,示波器壞了,派宋琨到上海出差修示波器; 夜間作實驗給每個參加試驗人員發一個面包；再有就是把吳強從實驗組退還給領導，僅此而已。當時作實驗時，宋琨和張汝琪是我選的，而吳強是領導指派的。張如琪, 敏而好學, 1981年“北京地下鐵道供電回路參數試驗報告”, 共計142頁, 就是他用繪圖筆書寫的, 其中有280條曲線是用云形板逐點描繪的, 真顯出了他的耐力和基本功。記得他有一個硬皮自學筆記本, 專門用來記電工基礎的自學筆記, 我拿過來信手在筆記本的扉頁上寫下了“而立之年勤發奮, 刻苦努力學又問, 三十年后回頭看, 蒼天不負有心人。”三十年過去了,他一定會有更大的進步。我和宋琨可謂是一對難兄難弟，難解難分，我們倆是“一塊兒當的兵, 一塊兒入的黨，一塊兒提的干”，文化大革命中又共同組建一個戰斗隊，可見是臭味相投。文革一開始, 我們就聯名給地鐵局黨委書記周毅寫了一張大字報, 張貼在局機關大門口, “奇文共欣賞, 疑意相與析”。批判她在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上的動員報告是大毒草, 因為她在報告中說:“毛澤東思想威力是精神原子彈, 比原子彈大得多, 大好幾倍。”我們批判她貶低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才比原子彈大幾倍, 倍數太低了, 應當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從此我寫大字報成了癮, 一發不可收拾, 上至國家主席、總書記, 下至班組長、支部書記, 都是批判對象, 高興批誰就批誰, 喜歡罵誰就罵誰。寫到最后, 真是“江郎才盡”實在沒啥可寫 的了。寫大字報看似自由, 無需考證、 信口開河、想啥寫啥、筆走龍蛇, 但也得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 那就是對老人家和林彪不能出言不恭, 否則惹下大麻煩, 反革命不誤！寫到這里, 我想起了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的一句:“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我寫大字報練就了一手毛筆字, 人真是下什么功夫有什么本領。翁心存、宋琨在北太平莊市委黨校單身宿舍結婚, 受工會委托, 用大紅紙我各寫了一首毛主席的“沁園春雪”作為禮物送給他們, 貼在舉行婚禮的新房, 洞房中那是唯一的裝飾品。飄灑飛逸的毛體“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為婚禮平添了幾分喜慶。我寫的毛體“暮色蒼茫看勁松, 亂云飛渡仍從容”, 配上盛允偉雕刻的毛主席頭像, 真是相得益彰, 別人還以為是從新華書店買的。盛允偉, 1965年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 喜雕刻、善繪畫, 在東單三條我們曾是一個宿舍的戰友。為慶祝粉碎四人幫, 他和韓蘊坤在四樓禮堂手里拿著報紙上的照片, 畫就了巨幅華國鋒的頭相, 簡直惟妙惟肖,上街游行抬著甚是氣派。韓蘊坤, 勤奮好學、多才多藝, 1985年在一次事故中歸位, 對于他的離去, 我著實難過了幾天, 真是“好人沒長壽, 禍害一千年”, 我喜歡聽他拉手風琴, 看他拉琴時自我陶醉的樣子也是一種享受, 英年早逝, 實在可惜, 無奈“黃泉路上無老少”。他剛在2號院分到一套房子時, 我應邀去他家小坐, 他很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在墻上設的掛鏡線, 稱贊不用在墻上釘釘子, 如何美觀云云。我反問他一句:“在墻上掛條繩子, 像個長蟲似的豈不比個釘子更難看?”他笑而不答。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 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 “你知道國外地鐵車站的照度嗎?”他當時沒有回答, 過了幾天, 他拿著筆記本找到我, 翻出東京地鐵車站照度最高可達700勒克斯。我不喜歡才華橫溢這個詞, 因為再高的才華也得順流, 順應歷史潮流, 順應時代潮流, 否則會危害他人、貽誤自己, 就像黃河, 水再多也得順流, 如果橫溢就要造成災害了。
1969年為保20年大慶地鐵通車，我和宋琨都是配合施工臨時設計組成員，另一個成員就是組長么春海。么春海, 工人出身, 人很公正、直爽, 辦事認真負責。電力組組長, “工改兵”后任設備組組長, 第一次設計代表團到朝鮮, 他是電力組負責人。1970年“工改兵”后, 我和他一起到沈陽出差, 住在軍區招待所。當我們住進一個大房間時, 里邊兩個年青戰士, 瞪大眼睛看著我們倆, 一個有白頭發的老兵跟著個便衣, 以為大首長來了, 小聲問:“首長從哪里來?”我說從北京, 并煞有介事地倒杯水, 恭恭敬敬地放在老么面前。在聊天時, 小戰士問: “首長參加過長征吧!”老么笑了笑, 說:“哪里, 剛當兵。”小戰士搖頭不信: “首長真會開玩笑!”, 我低聲說:“紅小鬼!”他們相信了, 于是更加肅然起敬。在以后的聊天中, 他們左一個首長, 右一個首長, 叫得老么好舒服。
在北京地鐵通車前, 我 們三個在地鐵八寶山車站風道，宋琨爬梯子安電燈，因地板太滑，從梯子上跌下來，我第一個沖上去把他抱住，他當時感激涕零，說夠哥們兒！回來后提起這件事，他不僅知恩不報，竟向我提出質疑，誰能證明梯子不是你用腳踢的？真是好人難當。我們倆是針尖對麥芒，相容共處三十載，工作上相互支持、互不傷害, 友誼深厚，實屬難得。
隨著設計院的發展, 光搞北京地鐵已不能滿足需要了, 開始向外地發展, 所以出差的機會比較多。我有個毛病, 就是聽到有人睡覺打呼嚕睡不著, 甚至徹夜不眠。通過實踐, 我得出了一個結論: 設計院就兩個好人, 一個是蔡秀岳, 一個是王元湘, 就這兩個人睡覺安靜不擾民。其實,我過去并沒有這個毛病, 記得在東單三條住時, 我和盛允偉、曾開發同住一個宿舍, 曾開發老婆從蘭州來北京探親, 自然我和盛允偉挪窩搬到地下室, 我的床鋪就緊靠一個門洞, 門洞用一塊床板擋著, 隔壁住著局機關炊事員夫婦, 那鼾聲才夠水平, 晚上“抓豬”不管多興奮, 躺在床上, 一聽隔壁的鼾聲, 如同聽到催眠的小夜曲, 很快就入睡了。有一天他們夫婦上街很晚不回來, 我倒因聽不到鼾聲而長時間不能入眠。后來我和李正芳(他自己曾改名李紅征)一個宿舍, 落下個聽到打呼的聲音就不能入睡的毛病。他睡眠不好, 每天要吃安眠藥, 一吃藥就鼾聲大作, 我聽到他的鼾聲精神就緊張得不能入睡了。以后這個毛病已成條件反射, 聽到呼聲就難眠, 改不了了。
出差經常和靳玉廣為伍, 1993年冬去重慶, 住在糧食局招待所, 天冷宿舍沒有熱水和取暖設備, 洗澡成了問題。 打聽到市委黨校的澡堂子有取暖器, 于是我先一天前往。的確是單間, 有取暖器, 當我進去一切準備就緒, 剛放好水, 肥皂還沒搓完, 外邊就敲門了, 提醒到點了。原來只能洗30分鐘, 于是我急忙出來了。第二天靳玉廣去, 問我怎么樣, 我如實告訴他, 單間、有取暖器, 挺熱。于是他欣然前往, 我竊喜。大冬天, 穿的衣服又多, 靳公辦事慢條斯理, 行動比我還遲緩, 30分鐘時間哪夠? 果不出我之所略, 回來后他對我大發雷霆: “那是甚么呀, 上當! 沒洗完就被攆出來了, 你怎么不告訴我時間! ”可以想象他當時的狼狽樣兒, 我不禁開懷大笑, 問他: “你知道什么是關鍵技術嗎? 關鍵技術怎么能輕易傳人? 30分鐘就屬于關鍵技術! ”氣得他半天不理人, 我可著實高興了一把。直到現在, 想起這件事, 還沒事兒偷著樂。靳大公, 這位支部書記出身的設計院元老, 1965年就是三科－保密科的支部書記, 已由當年的頭上青絲如墨染, 變成了現在的滿頭堆雪兩鬢霜, 還經常奔波外出, 可謂是第一代地鐵人的楷模。
我在設計院也曾達到光輝的頂點，就是在1998年春節團拜會上，當主持人宣布請屬虎的上臺時，我第一個跳上了主席臺，站在臺中央，這時院長王新杰、書記柏賢華都退到了臺邊，把中心位置讓給了屬虎的，虎年是我的本命年，那年剛好60歲。
從1963年我參加工作時到1978年黨的十屆三中全會15年間, 我的工資62.5元穩定沒變, 同時也當了15年技術員, 當然15年沒長工資、當15年技術員的不是我一個人, 其他同胞也一樣, 日子過得真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從1978年至1998年20年間, 不算獎金,我的工資增長了25倍, 而出差補助卻增長了150倍。寫到這里, 突然想起我剛來地鐵設計處時, 單位僅有一輛軍用吉普車, 還是設計處付處長乞紹武從部隊轉業帶來的, 只有往工地送圖才有資格使用。1965年為7.1出圖, 當時設計處處長白平把他辦公室唯一的電風扇拿出來給設計人員使用，這件事傳為隹話，令人感動不已。設計院現在的情況如何?一進甲1號的大門, 在院子里停滿了高級私家轎車, 辦公室也都裝上了空調, 夏天再也不會汗流浹背了。寫這些并不是想憶苦思甜, 而是揭示了一個事實, 改革開放20多年帶來的變化, 無論是給個人、集體和國家帶來的變化真可謂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設計院現在的辦公樓，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入住時，在西二環路上是唯一的多層樓,因為沒有第二家,所以叫個甲1號，可能是假1號的諧音, 城管部門還真有辦法排門牌號, 這個假1號現在已成為將要拆除的對象;前門大街上個世紀80年代初建造的高層住宅樓,當時美譽為部長樓,現已成為垃圾樓盤將被炸掉; 工會大樓在上個世紀曾是北京的標志性建筑, 現已炸掉, 要在原址上重建一座現代化大廈。時代在變，北京在變, 環境在變，人也在變。天變藍了，水變綠了，山變青了，人變聰明了, 北京變成了國際大都會。變是絕對的， 永恒的，不變則是相對的、暫時的。愿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強大，北京變得更國際化，設計院變得更輝煌。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1965年5.1我到地鐵設計處報到, 第一件事就是學習毛主席的“2.4批示”，批示的全文是：“楊勇同志，你是委員會的統帥，希望你精心設計，精心施工，在建設過程中一定會有不少錯誤和失敗，隨時注意改正。”楊勇當時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是地鐵三人領導小組組長。地鐵是個什么樣子？不光我沒見過，就連謝老總也沒見過。關于地下鐵道供電的參考資料更是少得可憐，我所能找到的就是蘇聯專家撤走時留下的一些藍圖, 其中有用的就是一張牽引變電所的主接線圖, 現在北京地鐵公司抱住不放的就是這張圖, 可能這張圖 在運營中有它的優點。 1965年7.1北京地鐵開工典禮在北京展覽館舉行, 彭真、羅瑞卿出席大會并講話, 可見中央對修建北京地鐵的重視。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首都都有條河, 我第一次聽說就是在這次大會上聽羅總長講的, 會后我找來世界地圖一查證, 果然如此。當時是計劃經濟，地鐵需要試制什么設備，要經一機部批準，再到指定廠家試制，拿到批文后再到廠家聯系，廠家也不一定買賬。1965年冬，科長王懋先派我到阿城繼電器廠聯系試制自動重合閘繼電器事宜。到那里說什么廠家也不懇接收試制任務，一氣之下我找到當時住在招待所的一機部部長，部長秘書擋駕沒有攔住，他怪罪我耽誤了部長休息。當時真是年少氣盛，部長怎么管這些小事？不過還好，問題總算得到了解決。回來后我把事情匯報給張曉嵐, 他當時是北京電車公司總工程師, 任地鐵設計處付總。他馬上帶著我到電車公司的北郊變電所去, 拆人家正在運行的瑞士樣機, 以便提供給廠家仿制, 這一點別人很難作到。他在電車公司工人中威信很高, 人緣也熟, 一提張曉嵐的名字, 一路綠燈。“文革”一開始, 就被召回, 因為電車公司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非他莫屬。張總可真是個好人，祝福他健康長壽, 晚年幸福。
施工設計完成之后，就是訂貨、驗收，設備安裝、調試、送電、設備運行后出了什么事故，當時什么事都缺不了設計人員參加。甚至找不到生產廠家設計也得參加，設計人員的權力可以說達到了頂峰，這樣也有好處，就是使設計人員增長了知識，鍛煉了才干。為了保證國慶20周年大慶地鐵通車, 設計處專門成立了配合現場施工的臨時設計組，從霞公府4號搬到地鐵局的3樓辦公。從設備安裝開始，我基本上就在工地配合施工了, 當時根本沒有補助這一說, 吃住自行解決，沒人管這個。當安裝調試完畢, 施工單位要出峻工圖時, 設計處接到機電安裝處的一封公函, 稱“貴處設計人員到現場擅自指揮班組修改設計，至今不出峻工圖…”, 大概是在現場配合施工時管得太多了, 有點兒喧賓奪主，惹得人家不高興。
北京地鐵在20年大慶準時通車了,贏得了國人的一片贊譽。在當時條件下，22公里地鐵, 從開始設計到建成通車，僅用了4年時間，的確是個奇跡，表現了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慨。正當人們歡呼這是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時，不幸事情發生了。通車一個月后，在五－萬區間發生了一埸大火，燒了車、死了人。關于這埸大火，因為當時保密的原因，各種媒體沒有報導，所以鮮為人知，將另行撰文登載。當時人稱這是“走電失火”，因和電有關系，我是搞供電的，自然坐在了事故的浪尖上。可以說，是地鐵的一把火，使我明白了地鐵牽引供電系統,開始從盲目走向清醒。發生短路故障時, 哪里是什么雙邊供電?從理論上講, 全線8個牽引變電所都向短路點供電。從69年地鐵著火開始,在長達12年的時間里進行了地鐵現場短路實驗，光大規模的現場實驗就進行過４次，所謂大規模一是指參加單位多，有設計、施工、運營單位；鐵道部、一機部的有關生產廠家和科研單位；還有水電部和外經部派員參加；二是指每次實驗時間長，少則數月，長則可達一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花在實驗上的時間和精力，遠比在設計上花的時間和精力多。1981年在關于地鐵短路參數測試的一次會上，我對地鐵公司總工程師張曉嵐說：“張總，咱們這次測出的參數，一定要讓它至少管20年！”他表示同意, 因為20年后,我退休了,他就更不用說了。自從地鐵著火后，在長達12年的時間里,鐵道部的長春客車廠、一機部湘潭電機廠在不同的會上呼吁“沒有地鐵短路參數，車輛制造有困難，車輛不能保證安全。”大概是他們被火燒怕了,所以地鐵指揮部下決心解決這個問題。過去也曾做過短路參數模擬實驗,所測數據接近真實,但畢竟是模擬實驗,讓人家有理由提出質疑。自從1981年測出這一數據后,關于地鐵短路參數,就再也沒有人提起過,外地的地鐵機電設備都是成套引進的, 外國人當然不會提起這件事。上海地鐵一號線開始設計時, 在和美國柏誠咨詢公司技術會談時, 我問了一下美國專家, 他不僅沒有回答我提的問題, 反而一再問我北京地鐵這一參數是多少?我也就答非所問地把話題引開 了。我已退休了,這個參數還真的管了20年，看樣子還要管下去。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我在設計院工作了38年，當然，比我時間長的大有人在, 多為技術人員。張志遠是個例外，堂堂醫學院本科畢業，醫理高明，竟能屈尊在設計院醫務室工作30多年，默默無聞地為廣大技術人員服務, 實屬難得, 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設計院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從地鐵上馬第一任處長白平算起，到現任院長宋敏華是第九任，俗語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的確如此。設計院的領導層是從老干部、軍隊干部、專業干部到年青專業干部逐漸轉化的。現在設計院的領導層, 具有很多優勢： 從知識結構來講，他們受教育程度高；從年令層次講，他們剛過而立之年而近不惑；從成長環境講，他們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從所處的時代講，他們處在高科技迅猛發展的新時代，生產手段先進；加上他們爭強的事業心，他們是具有明顯優勢的一代。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這是自然法則，也是客觀規律。歷史的長河就像接力賽, 每個人都是接力賽中的運動員, 我們這一代的接力棒已傳給年青一代, 盡力跑好自己的一棒, 他們為設計院再創輝煌我是完全相信的。“鐵打的軍營流水的兵”，這也是自然規律，我這個兵將要流出設計院這座軍營也是必然的。我熟悉這里的環境，熟悉這里的人，熱愛這個集體，一旦離開，難免傷感，這是人之常情，但也感到高興，年青一代已成長起來了, 他們已挑起了設計院的大梁, 這就是歷史的步伐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我寫的這些無非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但它卻反映了我所處的時代, 一葉而知秋。
感謝領導和同志們在我病后康復階段對我的關照和寬容，并給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 為答謝同志們的情誼，也為迎接建院50周年，在我離開設計院之前，想出一本論文集，因為關于地鐵牽引供電的參考資料實在太少，把我多年的工作經驗和體會加以整理和總結，以獻給后人。“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