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建筑市場工程承發包從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指令性計劃分配任務，到施工企業自己上市場攬取業務，再發展到今天在有形建筑市場（政府投資項目）參加競標。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建筑市場僧多粥少、市場競爭過度，各施工企業或其代理人為了獲取承包合同采用了許多不正當的競爭手段。建筑市場違法違規現象時有發生，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成為了反腐敗工作中的熱點問題，給整個建筑行業的健康發展蒙上了陰影。
關鍵詞： 招標 投標 項目管理
2001年以來，國家把建筑市場作為規范和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重點，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整頓活動，也查處了一些典型案件，然而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較為混亂的市場秩序。建筑市場整頓從1986年以來幾乎年年進行，但建筑市場依然是違法違紀案件的高發區，只不過不同階段發生在不同類別的人群中。建筑市場存在的問題積重頗深，不是靠權宜之計和“運動戰”所能解決的，必須從目前社會大背景及建筑市場運作的制度設計中尋找原因，對癥下藥，才能達到規范市場的目的。
目前，建筑市場招投標活動中存在問題的焦點在政府投資工程上（本文也主要針對這些工程作出分析），特別是這些工程在招投標階段“暗箱****作”、“違規操作”，剝奪了潛在投標人公平競爭的機會，同時給一些腐敗分子提供了“尋租”沃土。目前工程招投標中“違規操作”已經漫延到招投標活動的各個環節，且單個環節行為較難認定為違法違規。建筑市場經過多次整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違規行為從公開到隱蔽，從個別人“一錘定音”到整個招投標過程不正當的“系列操作”，形成了程序上的合法而實質上滲透著腐敗。這種狀況不予以整治危害性更大，將使建筑市場處于非良性競爭狀態，危害行業的健康發展，且毒害黨風和社會風氣。針對建筑市場招投標活動中存在的問題，以下將從法規、體制、社會環境以及建筑產品特點、招投標活動運作機制等方面分析其成因。
1、現有法規體系存在彈性空間
目前，建筑工程招投標依據的法規主要是《招投標法》、《建筑法》及有關部令和地方法規（以下簡稱“招投標法規”）。《招投標法》有些條款規定本身就留給業主或代理機構彈性空間，如第十二條賦于項目業主（自行招標或委托代理機構）辦理招標事宜的權力;第十八條第二款、第二十條有關不得對投標人有歧視性條款規定;第四十條評標委員會對投標文件進行評審和比較的條款等。對這些條款的把握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對當事者的道德約束高于法律約束。目前，招投標競爭非常激烈，競爭對手得分（綜合評審法）差距非常微弱，法律提供的微小彈性空間都直接影響評標結果。《招投標法》作為指導我國招投標活動的法律，它應當給各方主體追求效率的空間，但作為政府投資工程，應有更嚴厲的規章，確保招標工作的公平性，最大限度的減少彈性空間。
2、體制現狀提供“操作”可能
現階段我國的建設體制基本上還是條、塊分割，各個法人單位承擔項目業主，并按行政隸屬關系接受其上級主管部門監督。為了解決各項目法人單位的專業素養問題，在招投標階段引入了招標代理制，施工階段聘請社會監理，并強制性地接受政府監督。從實踐來看，建設市場存在的問題大部分都是萌芽于招投標階段，招標代理制引入并沒有實現工程招投標過程的貫徹“三公”原則。究其原因，是體制問題。現有的建設體制，項目法人都不是本質意義上的法人，它是各級政府（公共財政）的委托代理人，他們有法律上提供的彈性空間，在執行公務（選擇招標代理、資格審查、評標、定標）時，僅有道德的約束，來指導他們為所服務的機構決策。經濟學上有個理性人的假設，當他們能以極小的風險（體制設計給他權力，法律提供彈性空間）獲得個人利益較大的回報時，道德約束力就顯得脆弱。實踐中存在領導不干預，經辦人員干預;項目業主不干預，招標代理人干預的狀況，現實地說明了一切。
3、建筑產品特性便于充當“操作”載體
從理論上說，建筑工程作為期貨商品，商品品質的預期性特點引起需求者對商品品質的不確定性擔憂，因而商品需求者（招標人）更為關注的是商品生產者（投標人）的資信、業績及可信度。現實中，在項目法人主體層層代理情況下，建筑商品這種特性給代理人“尋租”提供了很好的籍口。一般性建筑產品（主要指變更設計）雖然技術含量不高，但由于一個承包合同清單項目眾多，工程實施及結算具有一定伸縮度，且工程成本控制及賬務處理較具彈性，存在著“黑色利潤”空間，這個空間提供了工程項目招投標“暗箱操作”物質基礎。從而使建筑市場在宏觀上形成過度競爭的局面，而在微觀上商品需求者又有排斥競爭的內在動力。從國內到國外公共工程建設上都存在這種傾向。
4、誠信經營社會基礎尚顯薄弱
我國處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階段，雖然市場經濟已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但由于長期計劃經濟作用的結果及傳統文化使然，人們在日常活動中仍衷情于“權力”。建筑產品雖然牽涉到每一位民眾，但它不像家電產品，民眾可以自主行使購買和監督的權力，致使家電業必須以誠信經營為本，取信于民，才能獲得市場份額。現實中建筑產品采購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招標人、代理人、評標專家委員會）。由于建筑產品招投標的某些內容及過程需要保密，客觀上造成了不便于社會監督，減少了投標人因為虛假信息導致投標失敗的風險。還有，一個企業由于虛假信息在一個項目投標失敗，并不至于遭到像在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受到市場驅逐，所以，投標人提供虛假信息參與投標的現象愈演愈烈。依托有形建筑市場，利用現有信息技術完全可以對投標人信息進行準確、全面的核審，但由于地方保護主義，全國統一信息平臺整合工作滯后于現實監管需要，也給“暗箱操作”者提供了機會。
5、交易各方主體尚未成為實質上獨立運作的市場主體
上面已分析現有體制下，項目業主僅是法律意義上的主體，實質上僅是各級政府的代理人。項目業主的價值取向與掌握的權力，決定著招標代理人不能純粹從公平與效率角度進行招標運作，否則招標代理有可能失去市場。在這種體制約束下，招標代理人從某種意義上，僅是按照業主的意愿幫助業主完成符合法規程序的招投標運作，使業主傾向的中標人合法化。
建筑市場交易各方中重要的主體承包商，在我國就更具特殊性。目前，在建筑市場中存在一些個體（包工頭）以法人名義參加工程招投標，這也是中國特有的承包商體制所決定。建筑施工業作為完全競爭性行業，行業門檻并不高，但進入該行業有政策壁壘資質管理。由于歷史原因，我國施工企業尤其是高等級資質的施工企業仍是國有和集體占主導地位，這些國有企業通過多年改革仍未形成企業發展的動力機制。由于建筑行業政策壁壘的存在，行業內企業處于只進不出的狀態，令行業內競爭日趨殘酷，為了生存不得不采用許多不當方式。作為目前國有（集體）企業管理者，他們對現有市場競爭態勢必然作出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理性選擇——選擇對自身風險較小的經營思路。企業自主投標投入大，且有許多公關費用，這對國企來說，無疑是心頭的痛，若多標未中，經營者自身就要面對許多公關費用而束手無策，同時令企業陷于困境;反之，通過投標代理人，企業開具介紹信，就有一筆收入，中標后還能收取管理費用，將投標風險轉移給“掛靠者”。這樣企業可以在舉步維艱中生存，而企業管理者不承擔個人風險，甚至還可以有隱性收入存在。對“掛靠者”而言，他們不一定具有能力（包括人力、物力）維持一家企業運作；即使有能力，他們也較難在起步階段就創辦一家高等級資質的施工企業;再有，即使創辦成一家高等級施工企業，維持企業運轉所需的管理費用，也令他們承擔很大的風險。正是這種思維定勢，造成了現在建筑市場中掛靠盛行，甚至出現專以投標謀利的個體。總之，現在建筑市場招投標活動中各方交易主體由于體制、機制上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都被“掛靠者”操縱著。
6、行政主管部門監管招投標工作存在難點
從法規上說，行政主管部門目前主要依靠《招標投標法》、《建筑法》及有關部令和地方法規等監督招投標工作，但在實際工作中缺乏實施細則。特別是法律規定的歧視性條款較難把握，導致行政自由裁量權過大，極易發生越位和缺位行為，也給招標人（招標代理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機。就組織機構而言，隨著政府機構改革深入，政府機關越發精簡，配置人員更少。目前，我國處于建設高峰期，項目規模大、數量多，分布廣，許多建設項目法人作為一次性業主缺乏工程項目經驗，建筑市場必然產生大量問題。面對此種狀況，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成立的招標辦及有形建筑市場，又人為割裂，導致人力資源浪費，監管力量更趨削弱。從行政手段看，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管理建筑市場，特別是規范業主行為缺乏有效手段，而僅有的手段是懲罰性的消極手段，從理論上說，過多使用消極手段會傷及自身，最終會影響事業的繁榮。
7、評標專家委員會未能實現既定功能
《招標投標法》的頒布從法律上對招投標活動中評標專家委員會的地位進行了界定，減少了項目業主對項目定標的行政直接影響，理論上體現了項目評標的民主化、科學化。然而，在實際運作中評標委員會并沒有很好實現其預定功能。具體原因如下:①按照《招標投標法》對評標專家資格的界定，只有在大、中城市方才有條件建立具有一定容量的評標專家庫，合乎條件的評標專家在數量上顯得不足；②評標專家從社會各行各業產生，評標專家的思想道德素質及專業素養較難把握，特別在庫容不足的情況下，合乎法律硬件規定的專家基本都入庫，致使專家質量參差不齊；③社會化選拔評標專家的方式，對專家僅有法律的約束，行政上對其約束不力。但由于工作特殊性，即使觸犯法律，取證也較為困難，法律約束也不硬。對評標質量而言，主要依靠評標專家對自身的道德約束，道德約束對環境的依賴性很強，在目前復雜環境下，道德約束往往顯得蒼白；④現在招標項目眾多，項目規模專業差異很大。對大部分項目而言，代理機構從壓縮招標成本考慮，評標時間僅僅有幾個小時，在這么短時間內要求評標專家拿出高質量評標成果不現實，往往僅是履行法律上的程序而已。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對現有評標委員會充當招投標活動中“橡皮圖章”的功能，或評標專家參與“暗箱操作”，針對特定問題作出特定評判的現象就會有客觀的認識。
建筑工程正是存在以上諸多法規、體制、社會環境、機制及建筑產品本身特性等原因，導致了建筑工程招投標活動中產生了一系列“暗箱操作”。其操作行為具體體現在招標“游戲規則”的制定，這些規則從發布公告、接受報名、資格預審到投標文件都作出了一系列有傾向性的安排，并且發展到監管部門根據現有法規很難從書面材料上認定其違規行為。各地監管部門等針對這些問題雖然制定了很多規范性文件予以糾正，然而，由于以上深層次原因未能破解，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市場狀況仍然不容樂觀，建筑市場招投標活動仍然未能實現完全按照承包商實力或項目管理班子實力進行競爭。
建筑工程招投標行為成為社會熱點，各級領導部門，特別是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和行政監察部門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定成績。領導指定承包商、明目張膽“違規操作”現象得到扼制，但“違規操作”行為從公開到隱避仍然肆虐于招投標活動中并被披上“合法”的外衣，這些現象啟發我們思考現有招投標制度的設計。筆者認為，由于建筑產品特性及招投標活動中人的因素較為活躍，要想從根本上扼制招投標活動中違法違規行為，必須減少活動中人為的干預，這必然會犧牲一些效率。從目前及發展來看，國有投資占整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將逐漸降低，政府完全可以將建筑業發展的效率問題交給市場（社會投資）。政府投資一般項目招投標在“三公”原則基礎上，強調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在具體運作上對跨入門檻的承包商一視同仁，招投標“游戲規則”增加隨機性，保證公平性，以謀取額外的社會效益（避免社會各界的詬病，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使政府投資項目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