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通過對1917～1991年前蘇聯建筑設計的分析，探討意識形態和建筑形態的關聯性。
【關鍵詞】 意識形態；建筑形態；形態
【中圖分類號】 TU20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7-7723（2005）04-0126-03
雨果曾說：建筑是歷史。圣彼得堡的宮殿是歷史的見證，也是俄羅斯民族文化的象征。
一、引 子
2004年8月，莫斯科市長宣布拆除位于紅場旁邊的莫斯科飯店，這個曾經接待過數以百萬計的蘇聯官員、商務和旅游人員的建筑是僅存的蘇維埃時期的標志，但似乎也無法逃脫被拆除的命運。
這則消息讓我們把目光又投回到這個被忽視了的地方，尤其是它在建筑設計方面的發展。探討俄羅斯建筑創作的發展，1917～1991年前蘇聯建筑發展的情況是不應該被忘記的，它在那一段時期里所表現出的形態特征與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特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二、意識形態的定位
從整體概念來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思想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是第一個把“意識形態“的概念引入西方哲學史的人。意識形態的法文詞idéologie 是由idéo-加上-logie構成的，所以對于托拉西來說，idéologie也就是science des idées,即“觀念學”的意思。如果說意識形態可以解釋為社會的整體觀念的話，1917～1991年前蘇聯的整體社會觀念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第一個時期（1917～1932年）：新的社會理想時期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整個蘇聯民眾都在構想新社會的美好圖景，正如舒舍夫所說：“新的生活條件，新的審美趣味，新的社會理想，這一切都應該在建筑中有所反映。”（《建筑》1923）在這個時期，列寧對于藝術創作的態度是寬容的，而他說的“無序的激動，狂熱的探索新的解答和新的格言”恰恰反映出建筑創作在這一個時期是最活躍的。但是，在這種狂熱的氣氛之下，人們的非理性思考開始出現，他們在急促的社會變革之中難以把握正確的方向，而階級斗爭的影子也開始在建筑創作中出現，人們正在以一種自發式的力量去努力創作一種新的觀念，一種用于表達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觀念。這一努力的過程說明了建筑形態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特殊關系，人們的觀念對于建筑形態的決定意義開始滲透到建筑創作的整個過程之中，而又被建筑形態直接的表現出來，而這種表象本身就存在著欺騙性。
（二）第二個時期（1933～1954年）：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時期
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前蘇聯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建筑創作的各個流派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也面臨著一次重大的整合和重新的定位。國民在這個時期也更有信心和實力去實現心中的社會主義理想，那么反映在建筑形態上，人們期待著一種能夠代表他們這個時期的成就和內涵，同時也能夠同西方的資本主義相區別的建筑形象。《蘇聯建筑》雜志的主編阿拉比揚說：“我們應該通過建筑的藝術形象來表現我們時代的內涵”。蘇聯建筑界的思考同時表現出他們的不確定性，就在這時斯大林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這個口號。衛國戰爭勝利以后，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集團“老大哥”的地位得到了確立，同時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情緒也在滋長，甚至有一種盲目的民族傳統審美心理，建筑創作中也開始過分強調政治性和思想性。約瑟夫.格威爾特說：“不管什么階級，國家或時代的古代建筑，在對其價值做出恰當估計時，都不能與它興盛時期的國家歷史分開來。”（《現代建筑設計思想的演變》，第34頁）彼得大帝改革所帶來的俄羅斯民族的迅速崛起已經成為人們心中永遠的豐碑，所以歷史折衷主義在前蘇聯這段時期逐漸占了上風，彼得大帝時期的建筑風貌也被移植到蘇聯政府頒布的一系列建筑和城市規劃的原則之中，要求公共建筑必須注意采用宏大的尺度，具有古典風格和俄羅斯民族風格的細節裝飾，加上復雜的雕塑等來體現“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無比優越型”。建筑創作在這種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訴求之下就開始顯現出落后、陳舊、刻板、缺乏時代氣息和功能問題嚴重的現象。
（三）第三個時期（1955～1991年）：思想解放時期
對意識形態的描述通常的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則或理論主張，也可以解釋為一種教條，那么斯大林時期整個蘇聯社會意識形態基本可以用“教條”來形容。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似乎意味著整個社會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又面臨著一次重大的洗禮。1954年的《告全體建筑工作人員書》拉開了建筑界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1955年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確立了蘇聯建筑應當把“形式的純樸、嚴謹，外觀的動人，處理上的經濟和對人的生活舒適方便的關懷”等方面相統一的指導原則。這一切都表明從過分強調集體主義觀念向對人的關懷的轉變，也體現了對于西方現代建筑設計思想開始有了理性的認識。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建筑也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勢頭。
三、建筑形態的反映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觀念的存在，它必然還要通過具體形象表現出來，與生活緊密聯系的建筑自然就成為意識形態具象表現的很好載體。我們從前蘇聯意識形態變化的三個階段之中選取具有典型性的建筑形態設計進行分析，以求得出當意識形態作用于建筑創作之時建筑形態有何具體的反映。意識形態往往以兩種形式出現，其一是文本建構，其二是文本省略。優勢階級在其意識傳播的過程中就會通過對需要傳播的觀念進行取舍，所以通過建筑形態而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階級關系或權力關系的再現。以下三個建筑實例很好的表現了這一實質。
1919年初，塔特林接受委托設計一座紀念十月革命的紀念碑，他于1919年底完成了這項設計，當時第三國際剛剛宣告成立，他便將設計命名為“第三國際紀念碑”。按照塔特林的設計，這座400米高的紀念“塔”將是一個用鋼鐵制造的兩股相互交錯的格架式螺旋體的空間結構組成的形體，在螺旋鋼架的內部懸掛著三個玻璃幾何體。塔特林以巨大的尺度來表現革命精神的崇高志向，以傾斜式的大膽構圖來表現巨大的動感，使得整座紀念碑仿佛具有了沖破地心引力的宏偉氣勢。其中材料的運用也被賦予了某種內涵，如鋼鐵象征著無產階級堅強的意志，玻璃則象征著無產階級明凈的意識。塔特林將各種知識素材，如點、線、面和物質素材，如鋼鐵，玻璃等視為同等主題的要素，正如塔特林所說的：“通過這些重要的基本材料的結合，表達了一種緊湊而壯麗的簡單性，同時也表達了一種關系，因為這兩種材料都生于火，形成了現代藝術的要素。” 塔特林第三國際紀念碑的創作證明了在意識形態建構的初期可能會產生對建筑具有積極作用的因素。
圖1 “第三國際紀念碑”模型
意識形態的省略往往是在一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發生，從1931年到1958年蘇維埃宮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蘇聯各個建筑流派在現實主義時期的博弈過程，而蘇維埃宮本身形態的變化過程也直接體現了意識形態建構和省略之間的特有關系。在設計競賽的初期斯大林就指出蘇維埃宮應有深刻的政治內容，它要能夠配得上無產階級的革命時代，配得上共產主義事業的宏大規模，這可以說從根本上決定了蘇維埃宮的命運。而對于整個競賽過程中所有方案的形態特征，競賽評委會也已經在歷史折衷主義的束縛下放不開手腳了，所以對于比較務實的構成主義和功能主義作品就沒有受到青睞，而像約凡、若爾托夫斯基和漢米爾頓三人所采用的新古典主義手法得到了肯定。這就反映了在為當前意識形態的建構而努力之時，優勢階級往往會選擇更為保守的做法。所以，建設委員會決定以約凡的方案為蘇維埃宮的最后方案，整個形態為一個層層疊置起來的圓柱體，圓柱體的外部包著一層一層的古典壁柱，使得整個建筑的高達415米，而如此巨大的紀念碑基座的做法，為建筑的造型設計、功能組織和結構保障都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到了衛國戰爭時期，工程被迫停止，最終把它的基礎改造成了一個大型的室外游泳場。可見在狂熱的民族意識的驅使之下，建筑的形態已經超出了一般理性的狀態，它被賦予了自己根本無法完成的使命，最終只能被證明它根本就不是建筑，而只是對一種幻想的嘲諷。
圖2 蘇維埃宮的兩種對比形態
意識形態的對峙表現了不同階級的整體社會觀念的差異，這正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進行意識形態建構時所刻意追求的，但這并不意味意識形態對建筑的影響就可以超出一般性的規律，所以戰后蘇聯的建筑創作也開始回歸理性，開始關懷人本身。而克里姆林宮代表大會堂的建設標志著蘇聯新一代大型公共建筑新風格的形成。它的整體形態采用較為純凈的立方體，從地面直達檐口的豎向隔肋，沿水平方向對整個建筑的玻璃立面進行了分割，這明顯反映出建筑開始擺脫“民族形式”的過度裝飾，走向了一種簡潔明快的形式。它室內的處理更具人性化，寬敞的門庭及上面的平臺都有連續的玻璃窗，可將遠處的風景盡收眼底。從這一點我們看出建筑創作對于滿足人本身需求的重新認識。如果意識形態使建筑遠遠偏離它本身應該具有的意義就意味著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制性，而建筑形態對建筑本身意義的理性化處理恰恰反映了整個社會觀念也開始向理性化的方向發展。
圖3 代表大會堂的立面
四、結 語
如果說對于前蘇聯（1917～1991）這段意識形態和建筑形態關聯性的分析有什么現實的意義的話，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1． 意識形態本身并不具有褒貶之分，因為我們并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哪種意識形態更能促進建筑的發展，而就建筑形態本身所具有的滿足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來說，不能以一種強制性的意識形態來控制建筑形態的發展。
2． 意識形態反映的是整個社會的觀念，如果它變成某個集團或者某個人的意志的話，建筑形態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就會走向異化。
3．建筑形態所反映的意識形態特征在合理的范圍內可以成為建筑形態多樣化的積極因素，因為建筑形態本身就受到地域性和文化性等因素的影響，意識形態完全可以成為積極的文化因素。
更具體地說，中國在進入21世紀之后的急速變化，通過建筑形態的表現有些方面應該值得注意。通過新技術手段我們似乎掩飾了建筑形態走向異化的一般性外表，我認為不僅僅前蘇聯的那些尺度異常、體量巨大的建筑形態才是異化的一種，它們本身的異化是基于對于視覺沖擊力的過度追求和對于人本身的關懷失衡導致的，所以這也是我們在經濟實力增強了的社會背景之下應該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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