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了解橋梁的實際狀況，需要對其進行檢查。這就必須配備必要的檢查人員，這些人員中的一部分，應當具有橋梁專業知識、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并對管轄范圍的橋梁的病害歷史有所了解和記憶（這就須要有精干的常規維修隊伍，而不是臨時拼湊的人員）；也必須在橋梁上安設固定及活動的檢查設備；檢查人員還應當攜帶必要的觀察儀表。公路橋涵設計通用規范之第八節雖要求“對特大、大橋的上部構造設置檢查通道、扶梯、吊桿等專供檢查養護用的設備，以保證工作人員的正常工作和安全”，“較高墩臺還應設圍欄、扶梯等”，但其語焉不詳，全國各大大小小的設計院所做的絕大多數設計也沒有遵照執行，設計審查常未征求管養人員的意見，對此也把關不嚴，甚至設計人和某些專家根本沒有考慮今后檢查維修這個問題。對為數眾多的中、小橋的檢查設施的設計，規范更是沒有規定、要求。從橋面下到墩臺帽沒有扶手、爬梯，墩臺面沒有立足之地，墩臺旁邊的沖刷坑無法探測。墩臺帽沒有下掛吊欄，支座根本無法檢查。梁跨腹下和外露側面沒有活動的走行吊欄，對裂縫、裂紋無法靠近觀察（養護規范中定期檢查所要求的“必須接近各部件仔細檢查其缺陷情況”便成了無法執行的空文）。由橋頭路肩下到河岸沒有梯步，上下不安全。檢查設備對過去年代已有的數十萬座橋梁，也是無從談起。橋梁維修工作的進行，也本有賴于檢查設備,但卻無所依賴。幾乎所有橋梁檢查設備的缺失，造成檢查和維修工作的極大困難，甚至使其不可能進行，這就從根本上阻礙了城市和公路有關養護規范的貫徹執行。這都是過去普遍忽視對橋梁設施的養護管理所造成的。橋梁檢查設備的補缺，已成為當前橋梁設施管理工作的燃眉之急。
解決檢查設備和儀表問題，并不困難。只要各級領導和管理部門充分重視，撥發少量專款，可由養護維修單位分期分批予以添設。建議頒發強制性條文，強調檢查設備的重要，（醫院有大量的科學檢查設備、檢驗人員和配套建筑物，都還不能保證所有診斷的正確，這已成了百姓的常識，要求橋梁養管部門在沒有檢查手段的情況下去查清橋梁的病害，豈非笑話！）要求設計必須列入，作為驗收、接管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大的設計單位應當廣泛征求養管部門的意見，制定若干檢查設備的參考圖、通用圖和標準設計圖，以促進此項工作的開展。
橋梁的定期全面檢查的周期，1996年《公路養護技術規范》規定一般為3年，視情況可1~5年進行一次，似已不適應客觀實際的需要，一般定期全面檢查應該每年一次；特殊檢查應視實際需要而定，而且應該委托有相應能力的單位來承擔。在檢查的基礎上，分析病害，摸清維修、中修、大修工作量，再分輕重緩急去安排維修或大、中修工作計劃與資金。這里重要的是維修或大、中修經費的撥付并形成穩定的制度，有如大家習以為常的醫療保障制度一樣，再也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臨時向市長打報告要錢了！通過橋梁病害的檢查、分析，可以發現設計、施工考慮不周的問題，發現當時技術條件的局限，使以后的工作得到改進，也有助于今后相關規范條文的修訂。
1990年頒行的〈城市橋梁養護技術規范〉，其第六章只涉及中、小型橋梁，尚無對大橋、特大橋的規定內容，而且對定期檢查的周期未予明確，這對于現今已有大量屬于城市管理的、結構復雜的大橋和特大橋的客觀實際，是極不相稱的。近一、二十年來，在如雨后春筍般建立、發展起來的中、小城市中所建造的“標志性建筑”、“景觀橋梁”，普遍存在管理觀念和經費缺失，管理責任模糊，管理隊伍力量和技術的極度缺乏的嚴重問題。這種管理的嚴重滯后所積累帶來的惡果必將逐步顯現出來。
橋梁病害的分析和舊橋、危橋的大修加固，其技術上往往較設計新橋要繁雜，技術難度大，風險也大（有如給危、重病人開刀），而且其經濟效益差，沒有很強的技術實力和奉獻精神的單位和專家，一般是不愿意去接受這種任務的。設計理論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往往為了實用和可能，而對問題作了必要的簡化，忽略了一些難于計及的因素，有些設計構造只是經驗使然，缺乏學理，橋梁的實際工作狀況和這些尚有一定的距離。病害分析時必須花更大精力，要盡可能去搜集已經丟失的原始技術資料，更多地考慮橋梁的實際工作條件和狀態（這就使得問題更趨復雜），進行必要的試驗檢測，才能找準原因，對癥下藥，去進行維修、加固或局部改造。由此可見，在橋梁設施的管理、養護部門，也很需要有一支素質很高的、穩定的工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隊伍。他們的工作，以社會需要和社會效益為主要歸宿（當然有其廣義的、長遠的、重大的經濟效益），其事業性質似乎不宜變更。目睹有些中、小城市，近年來交通、市政施工企業的建立如雨后春筍，一個市里多達五、六十家，其建橋耗資多達數千萬、十數億，每年建成的橋梁不斷增多，而養護維修的撥款卻極端失調，欠債累累，管養隊伍的組織建設和業務建設相當滯后，管養部門的領導者深感責任重大，如臨深履薄，感概良多。建議省、市有關部門對于橋梁的養護維修，經常組織人員培訓和經驗交流，擴大影響，力爭各級政府領導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其業務建設和隊伍建設與時俱進，擔負起當代人應負的歷史責任，盡量少給子孫遺留后患，迎頭趕上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
